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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宋蔡渊，作为朱熹门人，他应该是很清楚朱熹的这一主张，但是他明确说：阴阳非易，阴阳变易而无体者易也，犹形而上者谓之道，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阴阳非道，一阴一阳运行而无形者道也。

（牟宗三，1999年，第19页） 在孔子，践仁知天，……仁与天虽表面有距离，而实最后无距离，故终可而一之也。（牟宗三，1974年，第20页。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那种将心性与主宰之天等同为一的想法，是孔子所不能接受的，他的宇宙主宰者也是难以被完全哲学化和实体化的。实际上，狩野直喜和徐复观对孔子天命观的解读都存在单一化倾向，其思想前提是将宗教与哲学完全对立起来，这或许是受西方宗教定义的影响所致。儒家轴心期所产生的超越形态既不是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而是中道超越这样一种特殊的超越形态，它代表了华夏文明轴心突破的主要成果，在轴心文明的突破中独具特色。

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但它又为一切人物之体，故又为内在的。故历史判断即是辩证地通晓事理之辩证的判断。

此是，历史或只是一大堆文献材料，或只是归于物理事件，如是，则历史之义泯矣。)[2]5-6这说明牟宗三认识到，各个民族的观念形态并不一样，这源于观念形态本身的内涵丰富具有创造性，也因为受到物质性、生物性的限制，无法一时全体呈现。集团生命底行动(历史性的事理之事)亦应接受道德判断。二、史学本体论与史学方法论 1.历史哲学以事理为对象 王夫之将理分为物理和事理，并认识到事理的客观性与具体性，反对主观臆断和教条主义：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非若异端孤守一己之微明，离理气以为道德。

理念就是他们活动底方向。孔子有此智慧，老庄亦有此智慧(稍偏而嫌干冷)，张良亦有此智慧。

[2]8 2.置身历史 牟宗三认为，审视历史，应当置身历史，让个体生命与历史生命相贯通，同时又注意从实践的角度将历史视为民族的实践过程，从而对历史既能感同身受，也能省察理解：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者。朱子治史惟以道德判断为准，此固于通变有缺，然其意义即在立是非之标准，而其当身即表示一以理生气之心愿也。……然而无论如何变换多端，通过其表现理念之作用，一是皆收于历史而为历史性的事理之事。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

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2]7事理之事都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因此不能用科学的归纳法得其通则：有历史性的事理之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可以机械地重复的。湖南省教育厅项目礼学与乾嘉文学关系研究(18C0661)。然，虽无逻辑理由，而总必有一表现。

这个总必有一表现，也不是逻辑分析所能证明，而是直本于人性的向上向善之必然性。道德原则不是停在为知性所了解中，而是在主动理性中为存在的集团实践所实现。

道德判断足以抹杀历史，知识判断则是把事理之事物理化使之成为非历史(此若用之于处理文献材料是恰当的)。事理底可能是通过事理之事之辩证地体现理念而可能。

因此了解历史是要通过理念之实现了解的。牟宗三对王夫之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十分推崇：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合之而皆与以承认。故唯辩证的判断始能如历史性的事理之事而鉴别之而不丧失其辩证之理中的作用或意义，此即是把历史引进来而不泯灭。[10]245-246历史判断可以通权达变，而道德判断明辨是非，对于考察历史均不可或缺，朱熹治史恪守道德判断，而通变有缺，黑格尔论史，则坚持辩证通变，而道德有憾，惟有王夫之于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皆能兼顾：观历史，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两者皆不可缺。然而融通仍不舍离其特殊。

假若一时全现，则即无历史可言。内部的深微曲折之情亦是在活动中呈现，故亦是事，此可曰内事。

[2]463抽象的解悟是静态的观解，对于科学行之有效，但在主客观实践范围则显得捉襟见肘：抽象的解悟是静态的、观解的，通过归纳分类一把握种类概念之本质或抽象的普遍性。是如其为事理之事而观其历史的意义，而不是把它们物化而了解其物理的关系、性质与量度。

朱熹的理性主义，只停留于道德判断，流于知性的抽象，而不能了解历史之真实动态。故文献材料可用科学方法来归纳整理，而事理之事则不能用归纳法得其通则。

惟具有此种智慧，始能使究天人之际，通古至今之变不为虚语。是故吾所谓历史判断唯是指辩证地鉴别事理之事而足以引进历史，即如历史之动态而足以恢复之而不令丧失者而言。盖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其具体解悟力特别强，故其论历史，亦古今无两。

盖观念形态是由抒发理想的道德心而涌现。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清中后期文章学的礼学呈现与诠释(XSP19YBZ088)。

此在逻辑、数学、科学知识范围内，为恰当有效，而在主观实践与客观实践范围内不是恰当有效的。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是以若想引进，便须在道德判断以外，复有历史判断。)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

[3]601理与气不相离，而势因理成，不但因气……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一、历史本体论 1.理念是历史活动的方向 牟宗三认为理念是历史活动的方向，虽然有黑格尔的烙印(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其理想的实现)，但也受到了王夫之事因理立，则理即事在[3]495、理势合一、因理成势、势之必然处见理等思想的影响：历史是集团生命底活动行程。同时陈同甫是英雄主义下的直觉主义，这直觉主义是从自然生命才智之健旺上言，是属于生命型态的直觉主义，亦可以说是感性型态的直觉主义，是以天才型为尚，因而终于是定命论的。目前大多数史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只有材料，而不知历史之意义，这是令人遗憾的：物理实践底理是当作物理看的那因果律，但有历史性的事理之理则不是当作物理看的那因果律。

若只是如此了解而成人纸，如所谓承认既成事实者，则只成经验主义的知识判断，而非所谓历史判断。上帝本身(神心本身)并无所谓历史。

今之治史者，大都是把历史性的事理之事予以物化，因而不能了解其意义，因而亦不知其有理，甚至断言其无理，所以他们反对并轻视历史哲学。我们如果把理念拉掉了，又把辩证地体现观念之体现拉掉了，则无事理可言，因而无历史可言。

……事无定名，物无定象，理无定在，而其张弛开合于一心者如是也。[2]12这意味者牟宗三摒弃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以道德判断解读历史的方式，而继承、吸收了王夫之揆理度势这种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相结合的历史考察方式，同时也是王夫之理势合一思想的延续。